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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章拐带（第2页）

当时李谦是一眼就认出了鲁迅先生。

在看到鲁迅先生后，他立刻迎上去，问了两句鲁迅先生如今的情况，然后便问道：“先生可曾为受害的学生们写过一点什么没有？”

于是在这个时空里，后世的某篇课文的开头便变成了：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德国医院里避难，遇到李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死难的学生写过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他便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听说很多牺牲的学生都爱看先生的文章。”

当时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不少人都遭到了北京政府的通缉。

所以李谦立刻就又问起了鲁迅下一步的打算。

“现在还没有。”

鲁迅先生叹了口气。

李谦便道：“要不先生就和我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我还是有些门路的，可以帮先生牵个线，在复旦或者震旦大学给先生寻一个教职。

另外，我看先生的文章，当中提到如今的第一要务，乃是唤醒中国人的精神。

我也一直觉得，文化宣传极为重要，这个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据，就会被敌人占据。

就像田地里面若是没人种满庄稼，就会长满杂草。

所以我也一直想要在上海办两个刊物，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用来向人民宣传自然科学。

周先生，你也知道，自然科学这种东西，大多都可以很方便的反复印证，切实可信，又强调逻辑思考，人民若是能接受自然科学的熏陶，不但能知道科学道理，还能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不至于随随便便的就被人骗了。

另一方面，我还想要办一个文艺类的刊物。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是几千年前的人了，我们不能对他求全责备，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几千年的毕达哥拉斯认为不存在无理数就责备他一样。

孔子的这句话中，至少关于艺术和美育方面，是有着很多正确的东西的。

就像法兰西革命之前，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教化，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样。

自然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我虽然事情比较忙，但是时间这种东西，只要挤一挤，总能挤一点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挑起来。

但是文艺这东西，我还真不行，总不能让我开个期刊出来，专门讲那些不太好的笑话吧。

所以，我也一直想要找个人，帮我把这半边支撑起来。

如今周先生既然被人通缉，那为什么不干脆到南边来，来上海，我们一起，把这事情办起来！”

鲁迅先生看了看李谦，颇有点意动。

不过他还是说，这件事情，我还要回去和我母亲说说。”

虽然鲁迅没有立刻答应，但是李谦知道，这件事情问题应该不大。

这时候鲁迅先生已经早就和周作人翻脸，如今在西三条那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住着。

他的母亲也跟着住在那里。

原先兄弟三人合资在八道湾买下来的豪宅如今就只有周作人一家住着了。

事实上在不久之后，鲁迅就南下厦门，在厦门大学当了一阵子教师，后来又转而去了广州的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