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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红袖碧鬟作了土飞雪姗姗舞6（第2页）

时故意加粗了声调，以向众人证实其只为“赵宋”

出力，而不像高太后那样处处为福高门，虽然这是在为自己虚作声势，倒也能看出向太后没有违逆之心。

向太后接着又道“吏法，这当有各级官吏所为，吾一妇道人家难以执言。

且信苏子。”

吕惠卿急得像着火似的，“官家，不可为呀，军中涣散之风不除，难以盛士气，饷银不济，军心无以汇聚，任涣散之人离去，会引起连锁反应，或无兵可用呀！”

吕惠卿只在意论实事，并非有意反对苏轼之法。

毕竟他为边官多年，且不能放任边事乱而不管。

向太后道“吕公莫急，兵法可准你徐图之，此月放三千兵，次月再放三千兵，三月归队者饷银倍之，久而不从军者，必用军法从事，以此即可抚恤军心，亦可缓图苏法。”

吕惠卿无奈，只得诺道“臣且去行之。

待观一二。”

文彦博见吕惠卿无言以对（苏轼），反对之声渐次，看来大宋又要变革，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想更迭变故，则又出言反对之“自古取士，皆有才德者居之，所谓才，则需考策论古多寡而计，今我大宋取士，却依从推举，举荐，却不从科考，此乃下策也。

我看苏子是别有用心，另有他图。

今后我大宋恐怕皆是无才而仰德之辈。”

而后文彦博又直言“苏子所作莫非是为了陈履常，李方叔铺一捷径。”

文彦博此言就直说苏轼是为了徇私。

陈履常即陈师道也，李方叔即李廌也，二人极有才华，为苏翁办事更是得力，只是二人没有取过功名，因而没有能正式为宋官。

听到文彦博的话，从来不说话的蔡卞也站不住了，持其言曰“官家，臣与赵挺之向来只在太学作官，本无缘于民生大计，今苏子以为宋之为官可从推，而不从考，臣以为此不妥也。

想来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哪里有机会被推荐举拔，这些人却是何去何从，想那苏子也是考取功名之人，不知此法当作何用心，断了学子之路，愿官家及诸位官友慎察之。”

赵挺之也出言相和“论政改革，本是无可厚非，但若是全盘否认前人沿用数百年的科考制度，我看这才是倒行逆施之为。”

李格非见赵挺之说话十分的无礼，厉声辩解道“赵正夫（赵挺之），汝何狂言苏翁为倒行逆施者，苏翁之法在这高堂之上只讲解一略章，尚未举其详章，汝以一小篇却污其为大逆，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也。

愚以为此法当行之方能足见其效，若是此时辩其驳，无异于令其（苏法）胎死腹中，何能见其成长，何能见其成大才也？”

赵挺之对曰“文叔兄，你有大才，可是你之大才也是苦心潜学而来，若是失去科考之图，你安能居此庙堂？”

李格非对曰“祖宗之法，也有三千可废，废与不废皆因时事论道，若能推助我宋前行，必可沿用，若阻我宋发展，当然须废！”

赵挺之曰“你可知，读书之人，必从小而为之，渐有十年方有成效，若今告知，读书无用，天下读书人必然停滞，数十年后，则无能人可取，若想再沿用科举取士，又要耗费十年的光阴。

汝等吾等皆是读书受益者，莫要阻他人之去路。”

苏轼见二人争执不开，急忙阻拦曰“赵正夫，李文叔莫要争执，吾之吏法并非为一概而论之。

首先吾须解说曰，旧取吏之法的弊端，所谓唯才是举之‘才’且只是论其考绩，而忽视其真实的才干，试问科举考试者，取者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者，然则却难见真正励行者，若为官者终生也不察夫民心，何以能仰民之所指。

昔者，王安石公曾身披草帽履鞋，遍访于民间一二十余哉，方得新法七卷，本能成为冠绝古今之大法，其高义并亚于管仲商鞅之绩，奈何所付者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致使失其锋芒，沦为世之弊履。

吾曾为密州，黄州城辖，知人间故事，岂能算是纸上谈兵。

人之所急乃是今之所需，吾之法，能解人和钱的关系，既然要向百姓收钱，则必先令其有钱，所以才有宽慰，减税，免贷之策，既然要养兵，必先行优待宽扶之策，方能引来万千豪情男儿。

再者既然要取吏，则必然不能条条框框辖死，读书而有才者，必然少数，我大宋之民吏何以万计，若不变通恐无吏可用也。”

苏轼停顿一下继续说“汝之言（对赵挺之）吾欲放弃科考而行荐策，实为大谬。

我只道行荐举，可未曾言不科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