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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现在起请您在团里等着我，别忘记跟指挥官说一声，让他在新营地给我留下一席之地。”

密列西耶夫边写，边往下面地板上斜睨一眼。

假肢倒在那里，仿佛是个隐藏在床上躺着的人，一双穿着崭新的黄皮鞋的脚叉得很开。

阿列克谢环顾四周，确信没人在注意他，就把那凉嗖嗖的，会叽叽叫的皮革抚摸了一番。

在另一个地方，在莫斯科医学院三年级学生中间，也很快地出现了热烈谈论四十二号病房的“皇帝似的假肢”

的情景。

争论时这个年级的压倒多数的女生，都是有关四十二号病房的消息灵通人土。

安纽塔为自己的通讯人感到非常自豪。

这不，原本并未打算念的那封葛沃兹捷夫中尉的信竟被大段大段地摘录，高声朗读。

有时是整段整段地念，除了特别隐秘的地方，顺便插一句，随着相互间通讯越来越频繁，这种隐秘也就越来越多了。

以安组塔为首的医科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很同情英勇的葛里沙-葛沃兹捷夫；不喜欢吵吵嚷嚷的库库什金；发现苏联狙击手斯捷——伊万诺维奇有点像托尔斯泰笔下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敬佩密列西耶夫百折不挠的勇气；对政委的死充满敬意，犹如自己的不幸，尤其是经过葛沃兹捷夫的郑重介绍之后，大家更加敬爱他了。

当读到这个开朗的大块头突然谢世时，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医院和医科大学之间的信件往来愈来愈勤。

年轻人不能满足邮局的速度：那些日子邮递太慢。

有一次葛沃兹捷夫在信中谈到政委时，有感而发，说道如今的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就像是从遥远的星球上发射的光。

写信的人也许都咽气了，可是他写的信还在长途跋涉，向收信人叙述着一位早已死去的人的生活。

活跃而又能干的安组培于是汗始寻找更加理想的联系方人，居然找到一位中年护士：她有两个职位，既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工作，又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医院里工作。

从那时起，第二天，最多是第三天，医科大学就能得知四十：号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且随即对此作出反响。

围绕着“沙皇的假肢”

在饭厅里就展开了争论：密列西耶夫能否重新飞行？争论是血气方刚的，热烈的。

争论中双方都很同情飞行员的处境。

悲观派在分析了歼击机复杂繁琐的操作程序之后，一口咬定：不可能。

而乐观派则认为：对于一个从森林里爬行了半个月，天晓得爬了多少公里的人，没有什么不可能办到的事。

为了争论，乐观派还从书本和历史上援引了证据。

安纽塔没有参加这类争论。

对她来说知之甚少的飞行员的假肢不是太占据她的心灵。

难得闲暇时她开始考虑自己和葛里沙-葛沃兹捷夫的关系。

这种关系，她觉得越来越复杂化了。

起初当她知道有这么一位有着一段悲惨经历的英雄指挥员，只是出于无私的愿望想减轻他的痛苦，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

后来，随着这种通讯联系的加强，一位卫国战争的抽象的英雄形象让位给了一位真正的、活生生的青年，并且让她越发地对他发生兴趣。

她发现，每当她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就担心和思恋他。

这种新的感受既让她兴奋又让她不安。

这是什么？是爱情吗？，难道仅仅通通信，不见其人，不闻其声，就能爱上一个人？坦克手的信里越来越多的地方不能再念给同学们听了。

直到有一次葛沃兹捷夫本人向她承认，有种感情，按他的表述是一种“未曾相见的爱情”

摄住了他，自那以后，安纽塔确信她开始恋爱了，个过个是像中学生那样恋爱，而是真正地堕入了爱河。

她感到，如果如今中断了她朝思暮想的这些信件，那么生活对于她就失去了意义。